再考b

現存最早的《瑯嬛記》應是明代黃正位校本，據現今學者考據，年代應在1606年左右，與其他傳本比對，文字幾無二致，所以不必太過執著於版本文字差異，只這個年代有意義。

現存的《說郛》呢，明抄本與順治本皆無《瑯嬛記》，也無《謝氏詩源》，只存在於四庫本，由此幾乎可以斷定《瑯嬛記》與《謝氏詩源》皆是偽造的了。

再考究《瑯嬛記》中記載輯錄的42本書，四庫本《說郛》輯錄其中10本，但這些文字也未見於明抄本與順治本的《說郛》，只有一本《誠齋雜記》有古可稽，《瑯嬛記》與《說郛》所輯也與之相合，但這本書的真偽、是否真為元代林坤之書則是另一個問題，其餘幾乎可以斷定都是《瑯嬛記》偽造的。

之所以有這個論斷，是因為在據傳為元末明初的《說郛》到四庫本的《說郛》之間，《瑯嬛記》與其輯錄的42本書，只能以《瑯嬛記》作為最初的源頭，無法找到比《瑯嬛記》更早的紀載。既然明抄本與順治本的《說郛》皆無輯錄，那四庫本《說郛》的輯錄，極可能是四庫編纂時摻入了。而這些書以《瑯嬛記》作為源頭，是《瑯嬛記》作偽的可能就非常高了。加之《瑯嬛記》中的一些人物，散見於輯錄的各書，其人其事同樣前無可稽，但在《瑯嬛記》中卻可互相勾連。如試鶯其人其事散見於《真率齋筆記》、《玄散堂詩話》、《謝氏詩源》、《採蘭雜志》， 而

《玄散堂詩話》：試鶯以朝鮮厚繭紙作鯉魚函，兩面俱畫鱗甲，腹下令可以藏書，此古人尺素結魚之遺制也。試鶯毎以此遺遷，嘗有詩云：「花牋製葉寄郎邊，江上尋魚爲妾傳。郎處斜陽三五樹，路中莫近釣翁船。」貞觀中事也。

《採蘭雜志》：宋遷以霞光牋裁作小番，長尺廣寸，實素魚錦囊中遺試鶯，謂之「新尺一」。

這兩條輯錄於不同書，卻隱隱似有互動關係。又如《謝氏詩源》記載灼灼之事作為姚鷟詩的典故，《瑯嬛記》有輯錄《姚鷟尺牘》其書，除《瑯嬛記》之外，卻再也查不到姚鷟其人其詩其書。這很難不讓人懷疑，並不是曾存在這些書而被《瑯嬛記》輯錄，而是《瑯嬛記》作偽假裝從這些書輯錄來增加自己的可信度。

《謝氏詩源》在晚明被徵引，幾乎都是裁去說詩片段，筆記類書編者重視的是本事部分，而說詩部分則棄若敝屣，這可從《詩源》幾條單純訓詁詩句的條目，如：

《博物志》云：「上芝為車馬。」故樂府云：「芝為車。」

完全不被晚明筆記類書收錄。《五侯鯖》（1603）、《典籍便覽》（1603）關於「銀花」說詩片段的裁削，可從這個角度去理解。

另一個問題是，在標明輯自《謝氏詩源》有跡可循最早的《廣博物志》與《稗史彙編》，年代是1607，有可能在黃正位1606偽造後，馬上將書的內容收進自己的書中嗎？輯錄本事典故、編纂與印書，即便是印刷業發達的明代，也應該不是一件易事，應該有更多的時間去沉澱，《瑯嬛記》流傳的時間應該要更久。

關於黃正位與《瑯嬛記》的關係，一是黃正位偽造，一是黃根據已有的傳本，做一番整理。根據黃本書前的曹學佺序：「姑蘇沈從先有抄本，攜至予署中，新安黃黃叔，見欲梓之，予郡王元直尤力為從事。」可知應是後者。而由包衡《清賞錄》（1601）：

宋遷以霞光牋裁作小番，長尺廣寸，實素魚錦囊，中，遺試鶯，謂之新尺一。

文字與《瑯嬛記》完全相同，雖無著錄出處，但可推測兩者有緊密關係，《天香樓外史誌異》（1603）記「金鹽」也是同樣情形，《瑯嬛記》的傳本應可推至1601～1603之前了。